王绍光与郑永年的殊途同归-伯乐人生活网

一、表象：各唱各的调
2009年11月13-15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召开中国式民主国际研讨会。王绍光和郑永年两位教授都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作了主题发言。王绍光在谈到中国式决策民主时，认为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的逆向参与模式，是被淡忘的一份丰厚的遗产。
郑永年在谈论民主的中国化模式时，认为应该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因此要推行宪政民主。对于王绍光的群众路线模式，郑永年好像不同意，因为，他不讲国家制度建设，不是宪政民主。
对于郑永年的宪政民主建设，王绍光好像也不以为然，因为，他不讲群众路线模式，不是中国式民主。
看来，对于什么是中国式民主，王绍光和郑永年好像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各唱各的调。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表象而已。二、殊途：是否超越选举
王绍光和郑永年都向研讨会提交了论文。王绍光提交的是《公众决策参与机制：一个分析框架》，郑永年提交的是《民主化的中国模式》。他们谈论中国式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是否超越选举。
王绍光认为，公民不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就没有真正的民主，西方的选举制民主或者说按他的说法即选主制，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式民主模式，必须超越选主制。在《民主四讲》一书中，他提出，西方近代的选举制是对真正民主的阉割并实质上是选主制或金主制，而超越选主制的抽签民主、商议民主和电子民主等公众决策参与机制，才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民主形式。
与王绍光不同的是，郑永年设想未来中国的民主前景时认为，我个人觉得是选拔和选举的结合。选拔是中国传统，而选举是现代民主形式。选举不能保证领袖人物的质量。要先选拔，后选举。三、同归：官民互动式民主
王绍光和郑永年在他们的论文，不仅思想前提不同，而且论述的主要问题也各有侧重。但是，在中国式民主模式选择上，他们又殊途同归，出现了思想的交集，即都强调可以称之为官民互动式民主的发展模式。
《公众决策参与机制：一个分析框架》一文的第一节，试图从理论上区分公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四种主要方式，并简要介绍它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状况，为后续讨论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和横向参照系。在王绍光看来，公众参与是指可能受决策影响的人对决策的影响。这种公众参与是公众与间的互动过程，有信息公开、听取民意、吸取民智以及实行民决四个关键环节。这四个环节被看作公众参与度从低到高的四级位阶。在第二节，简略分析了毛泽东时代公众参与的独有特征，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提供一个纵向（历史）参照系。王绍光认为，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这个模式有四个支撑点，即第一，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第二，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第三，深入群众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第四，调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总之，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而群众路线模式则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虽然在两个模式的着眼点不同，一个敦促决策者走出去，另一个要把民众请进来，但在听取民意、吸取民智方面，它们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结论是：群众路线模式与公众参与模式之间不是对立的，它们本可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在《民主化的中国模式》一文中，郑永年主要从民主的普适性、国家制度建设和中国渐进民主化这三个方面展开了他的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当然，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值冲突。其次，认为普世的民主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又是特殊的。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设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民主民主政治建设一整套基础国家制度，因此，中国要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第三，认为从经验层面来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这就是十七大报告强调的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再加上宪政民主。即是说，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察，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综观王绍光和郑永年的以上论述，在中国式民主模式的选择上，他们又殊途同归，现出了思想的交集，即都强调可以称之为官民互动式民主的发展模式。在王绍光那里，是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模式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之间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郑永年这里，是自上而下的党内民主与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之间在宪政框架内的有序互动。
四、对策：可控的民主化
如果将王绍光和郑永年各自的思想前后联系起来看，他们在中国如何发展民主方面，实际上都强调先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再推进民主化，即走可控的民主化之路。
从《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一书中所收集的文章来看，王绍光在《有效与民主》一文中特别强调，民主化的过程要持续维持一个有效的。即是说，和国家建设应该先于民主化进程，一个充满活力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民主的前提条件。而早在1990年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中，他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使权威主义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化，达到政权形式民主而国家能力很强，经过民主程序决定的事情，国家有能力实施的状态。为此，他提出了有关强有力国家制度建设的设想和措施。
基于中国要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的思想，郑永年对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设想。他认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要通过经济改革为主、社会改革为主和政治改革为主这三个阶段性进程而逐步完善。在社会发展为主的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要特别重视、地方和社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制约，从而，为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提供基础。另外，郑永年还强调宪政民主的重要性，认为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宪政民主予至高无上的地位。未来中国的民主因素有三：自上而下的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的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而宪政民主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
五、担忧：可控但不民主互动
由上可知，王绍光与郑永年在中国式民主选择上，可谓是殊途同归，都强调可控的互动式民主。这种民主首先应该是官民上下互动合作的，其次应该是有强有力的国家和有效以及宪政制度的建设和运行作为前提保障的。因此，这种民主是可控的，不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混乱。
他们的这种中国式民主观，可以在亨廷顿的现实主义（有称保守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中，看到其原貌。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为此，他认为，在公民政治参与迅速扩大的同时，要保障政治的稳定，就必须有同等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另外，这种可控的互动式民主，在中国的群众路线，民主决策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本土资源中，好像也能找到合理性支撑。正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最近所讲，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以发展协商民主为重点。这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三大基本经验。看来，现在的中国，发展以有效国家制度和能力为保障的、官民互动合作的可控的互动式民主，是值得选择的模式和道路。
但是，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加强能力和管理制度建设的状况，让人还是有些担忧，即可控的互动式民主可能异化为可控但不民主互动，即没有民主监督和良法控制的政治权力、能力和国家制度的建设，反而强化了官民隔离和对抗，不利于官民合作互动，因而，阻碍了民主化的推进。于是乎，这将导致权能、国家制度和人民民主之间的恶性漩涡，悖离制度化—民主化的渐进发展道路。因此，发展中国式民主的当务之急，是要破解作为民主化前提保障的国家能力制度建设必须在民主监督和良法控制下进行这一谜局。
* 〔作者简介〕刘俊祥（1964年－），男，四川乐至县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与行政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的教学与研究，研究的重点是人本政治与法治政治、经济政治与人民宪政、现代与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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