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传播
宋元时期关羽信仰逐渐形成①，但到明代关羽信仰才真正普及开来。明万历年间，已是“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而其威灵感应，载诸传记及耳目所见闻者，皆灼有的据，非幻也”，并成为“家祠户祷”、“凡妇人女子”所必知的对象，位列当时的四大正神之首。②与内地关庙的修建以官府和普通百姓为主体不同，在一些边远地区和海外等关羽信仰氛围不是十分浓厚的地方，卫所军人成为关羽信仰和关庙修建不可或缺的主体。可以说，明代的关羽信仰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从明初的卫所移民，到明中期的嘉靖倭变，以及其他军事活动，都不断地为关羽信仰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学术界关于关羽信仰的研究成果颇丰③，但专门针对明代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情况的研究较为少见。关羽庙宇作为实实在在的关羽信仰的物化载体，在古代文盲占大多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社会中，能够起到不断传播和强化关羽崇奉的作用。明代军事活动又因其较强的流动性，在关羽庙宇修建和关羽信仰传播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图在明代关羽庙宇分布的基础上，从明代军事活动这一角度，对明代关羽信仰传播情况略加探讨。
卫所移民与关羽信仰的传播
顾诚指出：“从东北到西北以至西南，这些大约构成半个明帝国疆域的地方在明代(特别是在明初)一般不设行政机构，而由都司(行都司)及其下属卫所管理。”④在边疆地区，军人及其家属成为移民的主体，也是关羽的忠实信仰者。因此，诸如陕西、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等地早期的关庙修建，无不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陕西北部一些边疆卫所及其毗邻地区，都属于关庙修建较早的地方。陕西行都司除所在地甘肃镇东南隅关庙建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外，庄浪卫关庙建于洪武二十一年；西宁卫碾北千户所关庙建于洪武十九年；镇边卫关庙建于成化年间；高台守御千户所关庙建于景泰七年(1456)，成化十八年(1482)和弘治十三年(1500)再加修葺；山丹卫除洪武二十九年所建南关关庙外，永乐十一年(1413)再将暖泉堡元代所修关庙重新修葺；⑤宁夏卫除卫城东北角唐代所建旧庙外，成化二十三年，都御史崔让再建永通桥新庙。⑥平凉府静宁州关庙重修于洪武七年⑦，到嘉靖年间，平凉府各州县基本都能见到关庙。⑧临洮府府治东的元代关庙于洪武三十一年重修；万历初年，参将梁文将河州关庙修葺一新。洪武初年，指挥王翚将庆阳府治城西门的宋代古庙加以重修；⑨宁州古关庙也于宣德年间再加修葺。⑩明代汉中府建庙时间也较早，兴安州西门关庙在洪武四年由守御千户所创建，城固县关庙洪武八年也已修建。
在卫所军人的努力下，福建沿海及西部等地出现了关羽庙宇。福宁州关庙于洪武十五年由“守御百户张清创建”。漳州府的镇海卫城、六鳌所城、铜山所城、玄钟所城关庙，均为洪武中后期所建。正德年间漳州府铜山卫《鼎建成铜城关王庙记》称“国朝洪武之二十年，城铜山，以防楼寇，刻像祀之，以护官兵，官兵赖之”。邵武府进贤坊关庙是一座宋代古庙，永乐七年，邵武官兵“从大军征西洋，神著阴功，遂得凯旋，重新其庙。正统间征沙尤寇，亦赖神功。武人崇奉，祭无时”。
弘治以前广东卫所所建关庙，不少是在洪武年间修建的。
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军队进入云南后，一大批关庙也随之得以兴修。如临安府宣威街关庙于洪武十八年由指挥王信迁建。大理府治西南关庙于洪武中由大理卫重修。到正德年间，临安府已是“各州县俱有关王庙”。姚安军民府大姚县西南关庙，就是千户官每年霜降日祭旗纛的地方；寻甸府西北关庙是凤梧所官军每年祭旗纛的地方；楚雄府南安治东关庙“当安童夷贼往来之冲，嘉靖间，知府李显阳建，以警慑诸州”。
元代以前贵州地区仅有贵州治城南一所关庙，但到弘治以前，大部分卫所已建有关庙。
贵州地区所修关庙也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毕节卫关庙的修建就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洪武十五年，“天兵定南诏”，次年班师后，因同知柳楫战前曾许愿“若得捷，当撤弊而新之”，后遂建庙，“使人有瞻仰，神复扬灵兹土，而余亦毕姚安之愿”。嘉靖三年(1524)，总兵牛桓将贵州宣慰司治内元代所建关庙加以修葺，使该地关庙达到两座。铜仁府郡治东关庙于嘉靖二十七年由指挥王辕连修建。万历三十年，总兵陈璘新建龙头营关庙，同时又重修郡治东关庙，以求关羽显灵助战，确保一方平安。
此外，据《西关志》记载，嘉靖二十六年以前，京师迤西沿长城重要关塞大部分已建有关庙，居庸关城内西山关庙甚至还有敕建庙额。
嘉靖倭变与关羽信仰的传播
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在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带，关羽信仰的真正大规模普及是在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以后。在南直隶地区，最先投入修庙的是一些卫所的军士、民人和道士们。吴县的专诸巷关庙在永乐间由苏州卫官军创建；松江府的清村庙和南汇嘴庙在洪武末和永乐初分别由千户陈叙和张敏所建。到正德年间，苏州府、松江府所属大部分州县都已有关庙，且松江府府治周围关庙多达四座。嘉靖后期，倭寇侵扰甚至深入到徽州府歙县、绩溪和宁国府的旌德、泾、南陵等县。明政府和沿海人民积极抗倭，官军每获胜，必归功于关羽助战。扬州卫指挥同知石如璧，“先世高皇帝授六品职。迨嘉靖三十五年，岛夷航海犯东南，流浸毒扬州境，势甚慓石，以其官披执戎伍，祷于义勇武安王，获庥助，夷大创。上首功，朝廷以论最先登之伐，加今职。世世遂捐俸出囊，首倡建神庙于北城门左，佈神庇也”。嘉靖三十五年，徐海就擒，“赵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庙于常州。侯之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庙侯自此始”。
浙江地区关羽庙宇的兴修也是在嘉靖倭变以后。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继乱东南，天子命赵公文华统师讨之，师驻嘉兴。军中若见关侯灵应响助我师者，已而，师大捷。赵公请于朝，立庙于嘉兴，以祀侯”。绍兴府余姚灵绪山关羽旧庙，也因嘉靖倭变关羽护佑有功而得以扩建。“曩岁倭奴寇姚，倅而几陷。祷于公庙，卒以却贼。于是，当路暨邑父老议恢庙制。”“经始嘉靖丙辰六月，积二十四年规模始宏，解州、当阳恐伟丽不若是。”嘉靖倭变时，胡宗宪曾“练兵于吴山之寿春庵，侯示之梦，若有相于公者。已，果连破贼数阵”，遂将原宝莲院改为关庙。万历以后，关羽庙宇的兴修渐扩展至浙江北部和沿海地区。杭州吴山在万历初年“群庙萃止，而公祠未建，人心缺然”，万历十四年(1586)，“始辟承天灵应宫右区，肖像祠公”，万历十八年继续整建，到万历三十二年，正式“秩入春秋祀典”。万历中后期，仅钱塘县一地就有关庙六座。
在明初卫所建修关庙的基础上，嘉靖倭变使福建、广东等地的关庙兴修更盛。像福建漳州府诏安县关庙，就是嘉靖三十七年“知县龚有成梦有护城之功，得应，故立”。海澄县的石马镇上马、下马关庙，俱系嘉靖年间修建；兴化府属邑于隆庆初年均已建庙。在广东沿海地带，广州府的顺德县西山关庙于嘉靖四十三年由“坊民呈建”，新安县县治关庙于万历十二年由“参将方伯署县事王维翰重修”。到万历中期，广州府、韶州府等地大部分属邑已经建庙，潮州府府治所在地海阳县已有关庙两座。此外，像南雄府各县到万历中期均已建庙，其他府州县到万历中后期大都有了关庙的记载。
其他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的传播
从明初开始，凡重大军事活动中多有关羽的影子。许多关羽志书都记载了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以及成祖朱棣北征本雅失理，关羽显灵助战的故事。嘉靖三十五年序刻的《获鹿县志》，也留下了嘉靖年间关羽助战的记载：“余尝遍游齐鲁燕赵，又西过太行，涉晋代关陇之墟。父老往往言，时遇边徼□患，矢石交下，烟沙茫茫，或风雨震凌，我军危急，将士心悼□愕，众口欢祝，即在空中若见侯灵旗羽盖，神光闪烁。俄顷，虏遂惊溃以去。”在此后的军事活动中，关羽更是被视为精神支柱。隆庆六年(1572)，“大征朦胧三峒，兵备道金某监军，夜梦神助，遂大捷”，班师后，于广西平乐府荔浦县再立新庙，岁岁致祭。辽东都司的广宁中左所关庙“起于成化，大于弘治，两新于万历，前后凡四举矣”；广宁前屯卫关庙于嘉靖十一年因火灾焚毁，后于嘉靖十二年和嘉靖十三年分别加以修葺。辽东地区如此频繁的关庙修建，无非是因为“辽地与夷为邻，与虏为仇，兵将袵革枕戈，日与为敌，使非怀忠奋义，则苟生保躯之心重，谁肯捐身蹈危为国家壮屏翰，为生民捍祸患哉?”因此希望关羽英灵能“幽赞冥授，启佑人人，使咸抱忠仗义，以报国家宠优养给之恩”。缪天成在为广宁中左所所作的《重修关王庙记》中，也充分肯定了关羽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我辽海为神京左臂，大小武臣，非公之忠勇无所矜式；远近属国，非公之威灵无以震摄，况锦尤边境要冲乎?”随着辽东边疆形势日益恶化，关庙的扩建速度不断加快。兵部尚书孙承宗在《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中称：“天启甲子，予阅兵觉华，几殆阳侯之难。或言公降神佑护，一时宣传。以其语涉怪，略为辑祠于宁远。”不久，孙承宗又亲历了崇祯三年(1630)山海卫关庙扩建工程。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关羽崇奉也达到新的高度。万历四十二年，关羽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建祠斋醮三日，颁知天下，以求“边方镇静，四夷无扰，朝野奠安”。万历二十年五月，日本入侵朝鲜，明朝政府派军队到朝鲜援助抗倭作战，游击陈琳在李朝政府的协助下，特于汉城崇礼门外建关庙一座，把关羽信仰带到了海外。
余论
明代的关羽信仰开始迈出先前的自发和无序状态，逐步走向了神圣化的发展道路，关羽造神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向标准的国家崇拜转化，而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则要到清代了。关羽在明代之所以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且倍受将士崇奉，除官府提倡外，至少还与以下原因紧密相关。
首先，关羽的忠义仁勇形象，很受武人的尊崇。正统年间，杨璇为大同府府治关庙所作的《义勇武安王庙记》中就已指出：“初忠义之声传播当时，而流被后世者益著。仰其风烈者，乃建祠祀之，而武臣将士尤加崇飨焉。”
其次，护佑之功。军人们不分南北，每有战事，必祈荫佑。成化二年进士安徽休宁人程敏政，在《三论汉寿亭侯及远祖忠壮公、唐越国汪公、中丞张公之祀》中回忆到：“汉寿亭侯忠义闻天下，先公屡尝梦之，每出师则祀于帐中。”。明军也常将关羽祭于教场，并奉其“为三军司命之神”。
最后，与明军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有关。在古代文盲占大多数的社会里，超自然的信仰常被用作治军的一种手段。戚继光坦率地指出：“夫南兵南将，凡有条约，上下讲读，信而畏之。此间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复有自已敕谕，不曾记得一字，如练兵条约、连坐保结，节制甚明，其戍边之吏士不识字者，固非得已，识字者，且效白丁之习。”因此，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也不失为主将辅助军事教育的较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