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01-02 生活常识 投稿:若隐若现
全世界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5年前,占领华尔街的愤怒工人们将他们视为讨伐的对象。当时,他们喊着“我们是99%”,“抵制1%”,开始了一系列的带有民粹色彩的抗争运动。这个运动到今天仍未停息。



据乐施会(Oxfam)发布的一份报告,2017年全年产生的财富中有82%流向了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而37亿的全球最贫穷人口却没有财富增加。前两年的数据我并没有查到,但有一组2016年揭示了“存量”的数据,全球1%的人,掌握了世界上91% 的数据(来源:瑞士信贷研究所)。可见,在全世界而言,这样的两极分化已经是个常态。哪怕按照年份来切割,财富的增量部分,也是流入富人之手。也就是说,不仅富人更有钱,而且,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穷人。

见到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我难免怀疑,虽然经济不断增长,但广大劳动者又从发展中,有多少的受惠?

我曾是自由主义的信徒,对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能力深信不疑,一度非常执迷与哈耶克与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但是,市场经济的原理或许适用于理想状态,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它能起到调节资源的作用吗?它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吗?

这个1%,是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1%的人,就是全球化中的“终端人物”,也就是全球化中的金融巨头、跨国公司的掌舵者。乐施会的文章说,美国有些公司的高管,一小时的收入就相当于越南一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报酬。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会说,人与人之间赋能有差异,有些人能力强一点,因此收入应该更高。这是正常的。但当你看到差异如此之大时,你还觉得这是正常的吗?

5年前,占领华尔街的愤怒工人们将他们视为讨伐的对象。当时,他们喊着“我们是99%”,“抵制1%”,开始了一系列的带有民粹色彩的抗争运动。这个运动到今天仍未停息。

全球化原来为我们描绘一个美好的图景,并承诺如果各国都实施市场经济,参与国际分工,那么都能从中获得好处。开放、包容、竞争、市场机制、商业社会,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元叙事。情况也似乎一度变得充满希望:欣欣向荣的GDP,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琳琅满目的商品,飞速膨胀的城市……人们似乎找到了意义,但是,按照乐施会的统计结果,发展的成果最后都流入了1%的人的腰包。资本主义极大地提升了人类财富的总量,但是,它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它只是加剧了不平等。


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K. 莫顿发明了“马太效应”一词,进而描述了在社会中一个常见的现象: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资源有吸纳和积累越聚越多的特征。这与圣经中的马太福音的一段文字表述的相似,因此被称作“马太效应”。莫顿提到了有一种西方风行的棋类游戏,名叫强手棋,一开始每个棋手的起点是均等的,这符合“起点平等”的逻辑,但很快就会让位于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平等,最后会玩的人就会赢家通吃,滚雪球般摧毁所有对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世界里,就是强手棋的逻辑。

这样的数据,恐怕又会让那号称99%的人们怒火中烧。强手棋之所以玩的人不多,是因为它很快就没意思了。一个人老是赢,其他人就不愿意玩下去了。同样,西方的学者最近也在感慨,全球化失去动力了,但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

其实,他们只要走出书斋看一看,走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看一看,就能知道答案。底层人民并没有因为资本全球化而获得多大的实惠,通过打工而短暂致富的人,不久后发现自己依然是社会边缘。“到城里打工”,曾几何时是农村人的信仰,但如今逐渐失去蛊惑力。产业工人是全球化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但获得的报酬微乎其微。

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说,资本主义的游戏,只是一个糟糕的商品拜物教。尼加拉瓜学者卡德纳尔说过,资本主义是一个只有20%赢家的游戏,对另外的80%而言,是一场灾难。

而乌拉圭的著名左翼评论家,被誉为“拉丁美洲的良心”的加莱亚诺是这样说的,“发展是一次遇难者多于胜利者的航行”。他说,拉丁美洲今天的衰败,不是通往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不发达的后果。“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

虽然,加莱亚诺的话有点偏激,但你不能否认他所说的道理。发展的马太效应在全球中各维度都能找到案例:在国际社会上,就是穷国与富国;在一个社会内部,就是穷人和富人。哪怕是一个穷国里,有了少部分富人,也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上流社会,成为了世界人口的1%。他们不会是穷国其他人可复制的榜样。

一直以来,反全球化的运动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从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运动,到韩国农民集体抗议,从阿根廷的敲锅盖、拦路者运动到西班牙的滴答滴答运动,人们都对资本主义的强手棋逻辑感到愤怒。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在竞争中本身就处于劣势的人们。

就像90年代一个反抗的墨西哥印第安人说,“我们是一群早已死去的人”。后来,就连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的民众又选出了一个愤怒的总统,这其实是非常符合民意的。如果一个游戏,遭遇了如此大规模的抵制,那将会发生什么呢?100多年前,马克思曾经给过我们答案,那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


有一群所谓的经济学家指责乐施会这份报告。他们认为,乐施会不该亮出这组数据,更应该关注到,每天全世界有多少人脱离贫困。固然是有些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更多人陷入了相对贫困之中。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更多本来已经达到小康的家庭,很快又滑落至相对的贫困。对于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他们的无力感在不断增加。就连日本、韩国这样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城市中产都是苦不堪言,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脱贫”这一陈词滥调,已经挽救不了新自由主义试验的落幕。中产的返贫,或许才是当下最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脱贫却又返贫,那之前努力的意义又何在?这场“遇难者多于胜利者的航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记得5年前,在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之际,记得一位华尔街大银行家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群无事可干的人聚起来开一场PARTY”,是一次毫无意义、甚至不值一提的骚乱。结果呢,用不了几年,他就被打脸了。以反建制著称的特朗普的上台,就是民粹主义者的一次胜利。

当然,我也不是愤青,也不愿意看到颠覆的发生。但我们必须知道,全球化是需要人性面的,是需要有温度和关怀的。那些被忽视、被愚弄、被亏欠的边缘群体(比中产更窘迫的反全球化者),他们并未“死去”。他们还活着,还在观察。只是说,这套玩法对他们已经是浓浓的恶意。竞争是好事,但如果让一群身高只有170的人,与平均身高210的职业队打篮球,那所谓的fair play,就是扯淡。

收入差距是应该存在,但不能存在得如此悬殊。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人对幸福的追求。在全球化的系统中,分配机制出了问题。从一个社会,到一个全球体系,都是如此。公平与发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不能只要发展,而无视公平。如果是这样,发展就会停滞,罢工就会发生,社会就会因此而动乱。因此,牺牲掉公平的发展,就是一条不归路。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富,是共同走向富裕。而不是变成一次少数人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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