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唐代的兴起和鼎盛

佛教自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酝酿和发展，到隋唐达到了鼎盛的时期。由于唐代独特的社会人文背景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前无古人”的契机，使其很快风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再局囿于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亦达到了它的辉煌程度。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量佛教典籍被翻译，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宗派。隋唐时期也是佛教宗派形成的重要时期。隋朝僧智创立了天台宗，僧吉藏创立了三论宗，僧信行创立了普法宗。唐朝建立后，先后出现了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宗派，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佛教的重要宗派已大体形，只有禅宗的一些小的支派如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等出现于晚唐和五代时期。   大批佛教宗派的形成建立和发展往往需要一些宗教以外的因素。东晋高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宗教活动的成功需要得到政治势力、朝廷的强有力的支持。唐代的僧侣深谙其中的奥秘，与前代许多高蹈出世、粪土王侯的名僧表现出了颇为不同的风范。隋唐时期各教派的领袖中除禅宗的创立者六祖慧能而外，都与朝廷有着密切往来，有的甚至积极地参与政治。著名高僧法相宗的创基人玄奘就不仅是一位精通佛理的佛教学者，而且主动与唐廷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奘从天竺游学归国后，唐太宗将他“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面奉天颜，谈叙真俗，无爽帝旨，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他还30多次上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或感谢御制《大般若经序》和大慈恩寺碑文，并呈递译著，甚至还颇为媚俗地在《贺皇子为佛光王表》中写道：“当愿皇帝，皇后百福凝华，齐辉北极，万春表寿，等固有山。罄娱乐于延龄，践萨云于遐劫。储君允茂，绥绍帝猷。宠番惟宜，翊亮王室。襁褓英胤，休祉日繁，标志节于本枝，嗣芳尘于草座。”   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经常深入禁中为武则天讲解《华严经》。公元697年，契丹内侵，武则天命法藏依经教阻遏契丹军队。法藏建立十一面道场，置观音像。据说，行道数日后，契丹军队即看见观音之像浮空而至，武周军队仿佛无数神王之众。武周军队大获全胜之后，武则天下诏表彰。在武则天病重期间，张柬之发动政变，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推戴唐中宗复位。在此过程中，法藏“内弘法力，外赞皇猷”。事后。唐中宗赐他三品，法藏坚决推辞，中宗坚持授与，法藏因而请求转赐给自己的弟弟。   禅宗的神会法师在安史之乱洛阳失守时，隐迹于民间。由于朝廷财政局促，右仆射裴冕请神会主持置坛度僧，收香水钱，以资军需，从而对唐廷收复西京作出了巨大贡献。唐肃宗诏令入内供养并且“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   其他的一些高僧如有“西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的禅宗北宗奠基人神秀，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密宗领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等，都是出入宫廷、结交王室的著名人物。当然还有许多僧人作了朝廷的御用僧人。他们有的在宫廷的内道场讲诵佛经，有的作内供奉僧，有的则被委任为京城大德。朝廷对这些高级僧人也给予了各种特殊的礼遇。主要有三种恩遇。首先是赐紫。唐代的僧人一般着黑色袈裟，称为缁徒、缁流。朝廷为表示对他们的殊荣就赐以他们只有三品以上的朝廷官员才能着的颜色——紫色的袈裟。唐文宗时，僧宗密受赐紫。唐宣宗时，内供奉僧栖白也曾赐紫。其次是赐师号、谥号、国师号。唐代宗时，梵僧不空赐号大广智三藏，已故的梵僧金刚智被追赐大弘教三藏。唐德宗时，僧澄观赐号镇国大师。唐懿宗时，僧彻赐号净光大师，可浮赐号法智大师。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赐号澄观清凉国师。武则天时，赐号法藏贤首国师。唐穆宗、唐敬宗时加封澄观为大照国师；唐文宗时，又加封他为大统国师。最后就是赐官爵。唐代宗时，追赠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踢不空为特进，试鸿胪卿，后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3000户。    唐代，士大夫与僧人的交往也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时尚。僧人与士大夫交接，能够为其宗教生活引入世俗生活的色彩，带来一些实际的利益，而且以赋诗抚琴附庸风雅也可邀得名声。士大夫与僧人交往可以获得一些尘缘外的乐趣，也是对其世俗生活的点缀。他们在相互交往中相得益彰，颇为时髦，成为唐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由于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教派林立，僧侣众多，佛典浩如烟海，佛刹精舍四处可见。佛教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士大夫阶层中也兴起了崇佛的风气。唐初的萧瑀，“专心释氏，尝修梵行，每见沙门大德，尝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81旨”他在为《法华经》撰疏时，汇集了十多家注解，并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他经常邀集京师的名僧共同研讨佛教理论。在萧瑀的家族中有将近20个人出家。萧瑀的哥哥太府卿萧瑀，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并雇人抄写了一千部，朝参之时就让侍从在前面手持经卷，趁公事之隙诵读。道宣曾评价道：“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楷模矣。”   著名的山水派诗人王维更是崇信佛教。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维摩诘居士的。他一生崇信佛教，晚年更是专心事佛。平日里他断荤血、食蔬菜，不穿华丽的衣服。每日退朝之后便焚香独坐，专事坐禅诵经，并在京师每日饭名僧十几人，以谈玄为乐事。斋中除了茶铛、药臼、经案、绳床，别无其它摆设。王维在《叹白发》一诗中写道：“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在临终之际他还写信给平生亲故，“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   与王维相唱和的裴休出身于一个世代虔信佛教的家庭。他常常在公事之余游践山林，与僧人探求佛理。他以华严宗僧宗密为师，并为宗密所写的佛教文章撰序。中年后裴休不食荤腥，屏弃嗜欲，一心斋戒事佛。“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叹赞呗，以为法乐”并说自己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愿世世为国王，弘佛护法”。裴休还常常按印度原始佛教的作法，身披毳袖，到歌妓院持钵乞食，接受堕落女子的供养。   士大夫设斋念经，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权臣李林甫每逢自己过生日，都请僧人到家中设斋赞佛。此外，还有写刻佛经的。扬州司户曹司马乔卿的母亲去世，司马乔卿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   隋唐士大夫们崇佛，还表现在研读佛典，探讨佛典方面，并有许多士大夫达到了极高的佛学造诣，成为仅次于佛门高僧的佛教典籍的研究者。萧颖士“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李华、段成式等也是如此。有的士大夫，佛学造诣甚至超过了高僧大德。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对佛学理论的学习精益求精，而且还比较内学外学的同异，溯本求源，找出其渊源和交叉渗透的成分。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刘禹锡认为自己官宦生涯20年，百虑而无一得，在深感世间的所谓道无非畏途之后，“唯出世间法可可尽心耳”，因而案几上多是一些佛教典籍，达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白居易早年就“栖心释梵”，并且“通学小中大乘法”，根据他的《与济法师书》、《华严经社石记》，及《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寄因以本韵和之》、《病中看经赠诸道侣》和《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等诗自注，可以看出他读过的佛教典籍有《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戒》、《法王经》、《金刚三昧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