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陪你“讲废话”-伯乐人生活网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

找一个你爱与之聊天的人结婚，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人最大的优点。

当时，我还以为这是小女人情怀。现在看来，不仅是女人，男人也有这样的要求啊。

后来跟一个朋友说起找对象的事，我想起印象很深的两个人。

记得很多年前《艺术人生》有一次访谈，朱军问当时还是单身的演员王志文：

40了怎么还不结婚？

王志文说：

没遇到合适的

朱军问：

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

王志文想了想，很认真地说：

就想找个能随时随地聊天的。

这还不容易？

朱军笑。

不容易。

王志文说：

比如你半夜里想到什么了，你叫她，她就会说：“几点了？多困啊，明天再说吧”。你立刻就没有兴趣了。有些话，有些时候，对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说了。找到一个你想跟她说，能跟她说的人，不容易。

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里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

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甚或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

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地畅所欲言？

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的对自己诉说，也不愿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坦露了心迹。

白天我们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

我们就像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

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汩汩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的流露出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地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

另一个是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的康熙。

后宫粉黛三千，他最爱的人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

朕想和你说说话。

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每每郁闷时，总要走到容妃宫前。但是，人去宫空，贵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这两个“成功人士”，对爱人的要求同样简单——能够说说话而已。

细细想来，也就如此：

你干的事情再伟大，再轰轰烈烈，你也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能深刻理解你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身边，跟你交流、沟通。这样，你就不至于孤单、寂寞。

找个你爱与她（他）聊天的人结婚吧。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拉住一个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能与之聊天的人的手，你就拥有了连康熙都没有的幸福。

随着时间流逝，我自己对爱情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跟王志文一样，我似乎也一直都在寻找一位能够随时可以说话的人，也会有如上那种，翻遍手机通讯录也找不到一个能够随意交谈的人。

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长大了，开始遵从“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处事原则，凡事都要一声不响。

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多，想说的话也很多，无所顾忌，可能今天会跟这个朋友无所不谈，明天和另外一个人聊得忘记时间，即使是自己编造的故事，两个人也能谈得津津有味。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会慢慢地发现，能听你说话、和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这些居然都成了自己一种奢侈欲望。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固定的密友，能够在你孤寂的时候听你倾诉，也可能一个也没有。

这样的苦衷其实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着，就连鲁迅在碰到瞿秋白的时候也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或许，在某一天，当我们发现知己变成异性时，爱情就来临了吧！

爱情应该是无所不言，是相依为命；是身处寂寥却不感寂寞，是明知路漫漫、雪茫茫，却仍感激能与你一同走过……

杨绛：何为好的婚姻

2015年7月17日，杨绛迎来104岁生日，一家报纸如此评说道，“青春从来留不住，就像时光留不住一样。但青春似乎也留得住。就像一位叫杨绛的老人，已经活了104岁了，但她依旧青春。”

问：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钟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钟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钟书有“誉妻癖”，钟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钟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钟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

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