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这种精神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所有人共有的东西。”汤因比博士告诉我们：这种正确的生活方式，是精神上的，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所以，教育就是要使人学会“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精神的东西。我们的教育就是需要培养这种精神的东西。这是根本，是基础。可是，我们目前的教育，恰恰把这最为重要的东西给简单化了。不论是从学生角度来说，还是从一所所学校来说，抑或是从整个教育来说，精神的东西都基本上被简单化了，剩下的，仅仅是那些非常具体的、操作性强的、眼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因素。
经常看到许多故事因为被简单化而荒谬地在神州各地上演着。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真经”正在被“歪嘴和尚”因为简单化而念歪着。
对许多本应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教师们来说，教育的对像─学生是太复杂了，要尊重个性而因材施教也确实太难了，于是就不约而同地把学生简单化成“知识的容器”。把复杂的、具有个性的学生简单化成“知识的容器”，教师们就可以不用尊重其身心发展的年龄特点、个别差异和时代特点，进行简单高效的“一刀切”和“一锅煮”。在教育内容上，复杂东西简单化就更明显。那些有利于人的精神培育，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有利于性情陶冶的复杂内容，统统被抽掉了，被“化”掉了。剩下来的，就是那些非常具体的、易于操作的因素，像知识的灌输、技能的训练就通常成为各门学科教学的最为主要的内容。教师们习惯着把教材当课程而不去努力开发课程资源，只需要将一个个完整的知识内容割裂制造成一点点零星的相关习题，对学生进行一次又一次地训练与强化来实现简单有效灌注。在许多学校里，文科教师实现“文科理教”，理科老师则进行“理科题教”。于是，学校因为简单化而异变成了解题训练工厂，学生到学校学习就异变成了到学校学解题。
舒尔曼认为，教师的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的专业”，一种复杂的智慧性工作。我们许多人对于教育情景中的各种因果交叉、亦因亦果的非线型关系，懒得去用心观察与思考，许多人都只停留于最表面、最肤浅层次轻率地作出所谓的事实和价值判断。我们平时教育的许多行为都并没有顾及问题的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和严重性。因为自己认识肤浅、说不清楚，所以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用一种表面的潇洒来掩盖自己内心对“因果关系的无知”。我想，这也是处于推动期的新课程实施举步维艰的最重要的师源性因素。
我们常常哀叹自己的平庸和无能为力：是谁扼杀了我们学生的创造力？是什么窒息了我们学生的进取心？是什么使我们学生的学校生活变得如此苍白、平淡和无趣？是什么使我们学生的精神世界变得如此单调、昏暗和贫瘠？我们认真深思当下的教育现况会发现，从思维方式角度看“简单化”“模式化”思潮就是“帮凶”之一。“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当整个基础教育的战车上装满了人们所渴望的简单分数，写满了悲壮的誓言和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简单口号，即使一小批高考精英的成绩也绝对掩盖不了教育整体的苍白。
“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捅到了当代教育的痛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试想我们的学校和老师都用一种模式化、简单化批量生产的方式，能培养出性格、能力迥异，思维方式创新的杰出人才吗？
教育是个严肃的事情，是有其基本内在规律可循的科学，而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搞花样翻新的玩意儿。王蒙曾这样说：“不要太相信简单化：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确实，世界也好，教育也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这需要我们更审慎地思考。如此说来，凡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和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言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把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那言称教育改革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者，也许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改革利益的最大受益者（刘铁芳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