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与匈奴和亲，真的是因为打不过吗
许多人以为匈奴是汉朝的致命威胁，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是因为打不过匈奴才与其和亲，直到汉武帝时汉朝才摆脱匈奴的压迫，反败为胜，把匈奴驱赶到漠北。其实，汉匈战争初期的史实与这种刻板印象几乎完全相反，匈奴对汉朝没什么大不了的威胁，汉朝也没什么兴趣出击匈奴。
不少人认为文景之治的时代汉军打不过匈奴，被迫隐忍。由于我国历史教育以及电视剧的影响，大多数人形成了这样的历史观：西汉初年国力孱弱，打不过匈奴，被迫和亲。
还有一些著名的事例似乎也能印证这样的观点，比如传说中刘邦御驾亲征却惨遭白登之围，靠枕边风达成的“屈辱求和”，比如文景之治期间的数次和亲，比如那些被匈奴杀死、掳走的大量生活在边境的百姓，总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血泪史。
最具屈辱性的例子当属冒顿单于给吕后写过的一封信：
……陛下孤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意思就是，你死了老公，我死了老婆，生活少了点乐趣，不如咱俩凑合一下一起过得了。吕后没办法，只好以年老色衰为由婉拒：
……敝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淤。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白登之围的过程：
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
——《史记·匈奴列传》
这一段跟常见历史读物的描述大体相当，但那些历史读物似乎有意无意遗漏了这么一点——刘邦没等大部队到来，自己轻兵进击被围。
据《汉初军事史研究》考证，刘邦被围困的兵力是十二万而已。匈奴兵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就这样七天都围攻不下，等到了樊哙、周勃率领的二十万主力部队前来会合。
接下来的事情也不是传说中的陈平贿赂匈奴阏氏，使之用枕边风的终极大招。而是双方进行了谈判。刘邦表示，若是匈奴方面一意孤行，我方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一切后果由匈奴方面承担，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次匈奴可谓是倾巢出动，如果继续攻击，运气好则名留青史，但对汉朝并无法造成毁灭性打击；一旦失败，就是全军覆没、亡种灭族。对匈奴来说，风险与利益不成正比。所以，双方最终和解。
由于战争态势对匈奴有利，所以合约是有利于匈奴的，而汉军收复了全部失地，并顺手干掉了摇摆不定的韩王信，可以说不至于屈辱。
白登之围只不过围住了汉军先锋
至于和亲以及吕后的“忍辱负重”，也不是因为匈奴。
如果真的去读一读《史记》和《汉书》的匈奴列传，就会发现匈奴即使在汉初也不是威胁。跟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即使是看起来软弱的文景时代，匈奴也根本不敢与汉军进行主力决战。每次入侵，只要汉军主力集结，匈奴人便会遁走避战。比如这两次：
（三年）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塞，杀北地都尉卬。……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史记·孝文本纪》
关于这一点，“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作者陈汤也是很有发言权的：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从这句话来看，匈奴与西汉在军事技术上存在代差，战斗力的差距比想象的还要大。
然而，由于诸侯王的掣肘，这么大的优势无法转化为胜利。比如文帝三年那次匈奴入侵，大军刚出动，济北王刘兴居就造反了，汉文帝也只好“罢击胡之兵”：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於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
——《史记·孝文本纪》
所以，文帝不与匈奴和亲又能如何？吕后不忍辱负重又能怎样？一旦怒而动兵，诸侯王也是不介意趁虚而入的。在这种背景下，晁错“攘夷必先安内”的历史名言便应运而生了。
直到景帝平定七国之乱，诸侯王才不再是肘腋之患。等到汉武帝时期基本翦除了诸侯王的威胁。
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匈奴不仅国力上一直被西汉碾压，军事方面更是从未对汉军占据过任何优势。武帝之前匈奴有数次机会与汉军进行主力会战，但每一次都是匈奴人选择避战。至于和亲，也不是因为匈奴，更多是着眼于诸侯王的威胁。
可以说，匈奴一直以来都是在边境上抢点东西而已，从未对汉朝有过致命威胁，汉军只要有备，匈奴就会自知不敌，主动退走，汉朝要解决匈奴问题，利用先进的装备和组织制度进行几次主力会战即可。
当汉朝诸侯王威胁不再，汉军在主力决战中击败匈奴后，连一介使者说的话也比吕后强横多了，但代价则是社会凋敝：
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子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
——汉使郭吉对乌维单于如是说。
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
——无名汉使对狐鹿姑单于如是说。
纵观上下五千年，也只有两汉始终对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较大的优势，所以有了王夫之“国恒以弱灭，汉独以强亡”的说法。相对而言，两宋则显得弱势得多，然而这并不全是汉朝的功劳和宋朝的过失。针对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15英寸等降雨量线”划分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界线。这条线越往北，冬季牧场面积越小，则游牧民族国力相对中原越弱，越往南则国力相对越强。
而历届游牧民族的表现也大致符合这个理论，比如蒙古崛起之时此线处于历史上最靠南的位置，而匈奴就很不幸赶上了最靠北的时候。照这个理论看来，即使是伊稚邪单于那般人物，也没有敌过一条小小的地理意义上的线，只能在青史中成为汉武帝的陪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