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参与世界创新之争，其实是人口之争！
1987年7月11日，地球迎来了它的第50亿个居民，从此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
曾经，国际社会关注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问题造成的压力。
随着世界人口形势发生的根本性转变，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虽然从中短期看，中国经济的前景很乐观，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口形势严峻。
可以预见，未来中美日欧印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将是创新的竞争，而创新成功的关键毫无疑问是人。
所以，当下采取何种政策来处理好人口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 | 梁建章
采访 | 武君 瞭望智库
编辑 | 李浩然 瞭望智库
本文根据梁建章访谈及其所著《人口创造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整理，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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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了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
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产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
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发达国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中国，农业只是贡献了经济总量的10%左右。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
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然而，工业部门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的土地强度。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
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可以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了，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了，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要求就更少了。这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越来越富裕，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基本上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
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亚洲，通常是在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4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替代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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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创新的动力
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企业战略成功的几大要素，并将公司竞争战略理论应用于国家竞争战略。在他的模型中，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能够获得成功，需要具备四种要素：禀赋、需求、零部件产业以及竞争。
我对波特这一四要素模型的评论是，所有这四个要素实际上都与人口有关。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即禀赋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场也可以催生更加发达和完整的零部件产业。最后，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可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 因此，大量人口似乎是进行创新活动最重要的优势来源。我认为，不仅规模，而且包括质量、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的分布，都是创新的重要因素。
人口学影响创新的主要渠道有三种：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老龄化效应。
规模经济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生产100万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通常远远低于生产1000件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中，在大城市中提供服务（例如银行、邮政、电信）的单位成本，远比在小村庄提供类似服务的单位成本要低得多。
先来说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
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进行，每家公司就可以专注于一项更加具体的任务，因此更加高效。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福特汽车公司就利用了美国汽车市场的规模优势，第一次普及流水线生产。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人只需要专注于单独一项任务，最终就可以提高整个工厂的效率。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最大市场，这有助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成为世界上最专业、最高效的企业。
对于创新来说，大国的规模优势更大。
例如，投资一部目标为10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可以10倍于一部目标只有1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再例如，在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旅游品牌携程旅行网，可以雇用5000位软件工程师，相比之下，日本只有中国市场的1/10，因此，一家类似的日本公司只能雇用几百个工程师。而在中国台湾地区，一家类似的公司只能雇用不到100位工程师。当然，这些假设的前提是这些公司只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没有打开全球市场。通常在本地取得成功后，才会拥有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所以，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更大的本地市场也会成为重要优势。
然后是聚集效应，除了人口规模，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很重要。
现代工业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区。美国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在底特律，而日本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于名古屋。中国的电子工业聚集于广东和江苏南部地区。在地理上靠近上游和下游环节，一家公司可以降低许多成本，比如运输成本、采购成本以及沟通成本。
中国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很多制造公司，因而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任何新产品的发明人，都能找到成百上千的配套公司，快速且廉价地制造出成品来。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是世界最低的，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其劳动力成本已经比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许多东南亚国家高出了几倍。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考虑，许多跨国企业理论上应该离开中国。
但是，许多公司发现，复杂的产品需要强大的配套供应链做保障，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暂时还无法被动摇。这就是今天大多数高科技产品仍然在中国制造的原因。在高端制造业中，许多技术、部件和生产工艺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领域的优势可以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中国还是利用其集聚优势，主导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在太阳能、风能等方面的新型制造业，以及高端电子产业。毫无疑问，中国企业从生产简单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升级到生产高端制造品，其在供应链方面的集聚效应将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人口因素影响创新的第三个渠道是老龄化效应。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体能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然而，在现代经济中，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是人的认知能力。
一些认知能力在人们年老的时候依然能够很好地保持。例如语言能力，在50多岁时达到顶峰，一直到70多岁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得很好。但也有一些会明显衰弱，比如数学能力，在一个人30～40岁的时候达到峰值，但在60岁以后会有大幅度的下降。认知速度可以反映一个人吸收新信息的能力，在过了20岁以后，就会迅速下降。这与“人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习能力通常最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人的认知能力只是生产力的因素之一。除了认知能力，经验也是形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一个人在30岁和40岁时是最有创造力的，因为他们已经有10～20年的经验，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够迅速地思考和学习。
学者还分析了过去100年中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各学科获奖者的年龄分布，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大多数科学家在他们30多岁的时候，实现了自己研究生涯中的革命性突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更是只有26岁。当然，诺贝尔奖获得者并非普通的科学家或发明家。因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专利持有人的年龄分布。下图显示了美国专利持有人的年龄分布。在45岁以后，专利申请的数量出现下降。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在其30多岁甚至20多岁时，最有生产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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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形势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人口转变也遵循一种典型的模式。
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长很快。中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6。与此同时，在五六十年代，公共卫生状况大为提高，而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因此，中国的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的5亿迅速增长到了70年代的8亿。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中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结果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剧烈的变化。即使中国的总人口仍在不断增长，但是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数量自2012年已经开始下降。2012年是人口数量变化的拐点。 在2012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增长约1%，但从2012～2025年，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将不会增长，并且在2025年之后，将会每年下降0.5%～10%。这部分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在2012年以后大幅放缓，经济增长率从每年10%下降至不到7%。
20世纪90年代末出生的婴儿平均每年为1600万人，比80年代少了近40%。在未来的5～10年，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将为人父母，如果这一代人的生育率低于1.5，那么新出生的婴儿数量将仅为每年1200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每年将有1600万多个新生儿出生。2040年以后，中国将拥有世界上顶部最重的人口结构，而且每年人口将减少1000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于2015年10月29日宣布把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孩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未来的生育率能够达到多少？
如果看看与中国拥有相似文化的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有怎样的政策干预，中国的生育率都将变得非常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生育率，都在1.1～1.4，是全世界最低的。与中国的文化类似的越南，当前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在没有推行过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其生育率为1.8。所以，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将可能只有1.6。
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其生育率将继续下降。目前中国人均GDP为8100美元，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10000美元。在日本和韩国达到人均GDP 10000美元水平的时候，它们的生育率降到了1.5。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将比日本和韩国还要低，因为与日本和韩国女性相比，中国女性受到的教育更多，工作参与率也更高。最近在中国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每名女性理想的子女数量约为1.8。与之相比，日本的这一数字为2，美国的这一数字为3。而在通常情况下，平均每个女性实际生育孩子的数量会比理想子女数量低30%。所以，在没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当下中国的生育率会只有1.2，类似于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事实上，即使公布了二孩政策，中国的城市生育率仍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中国年轻农民的情况如何呢？他们会不会生育比城市中同龄人更多的孩子呢？
答案是他们也不太可能生育很多孩子。因为年轻的中国农民大多成为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经济上面临比其父辈更沉重的经济负担。
当然，在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初几年里会有一种生育反弹，即之前被压抑的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需求会被释放。因此，预计在2016～2018年，中国新出生婴儿的数量会出现激增，但此后，中国的生育率和新出生人口数量将会再次下降。下表显示了几个亚洲国家或地区在废除了生育控制政策之后生育率的反弹情况。只有新加坡经历了高于此前生育率0.2的反弹并保持了三年，其他各经济体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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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实行哪些鼓励生育的政策
从宏观上看，中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应尽量在人口规模上保持优势，确保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最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从微观上看，应该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具体措施应该是，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生育权是公民基本人权之一，生育权应该属于家庭。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自主生育几乎都是常态。全国人大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明示：“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并为此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目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鼓励生育：
一是对养育家庭给予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也可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从公平角度来看，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所以，从公平角度看，应该补偿多孩家庭。
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普遍执行的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取得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财政预算（5%），幸好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财力还相对充裕。完全有能力实行大力度的生育财政补贴。如果现在还不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等到再过10年，中国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财力就会捉襟见肘，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了。
二是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中，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只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困难。重物轻人的城市化，更让许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虽然很多外地户籍的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缴税，但他们的孩子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其后果是，不少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也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
实际上，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看护和教育孩子的资源。此外，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严重不足。可以设想，如果农村的留守儿童，能够转移到城市的学校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些孩子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财富。为此，我们建议，看护和教育资源应按维持常住人口更替水平的孩子数量来规划和配置。
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但我国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整体上数量远远不够，这甚至也造成本地户籍家长看护孩子的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如果暂时无法做到这一点，也应充分放开民营机构提供这类服务。其实，就算这些民办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的质量不如公办机构，那也远比让外地户籍孩子离开父母成为农村留守儿童要好。
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措施。除此之外，现有学校也应为家长供更多的便利服务，如放学后托管学生的服务等。对于那些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甚至也可以考虑设立免费的机构，收养他们的孩子，等到父母的条件成熟后再领回孩子抚养。
三是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让更多年轻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创业。到那时，这些城市将会成为充满活力的创新中心。
中国人聪明、勤劳、语言相通、尊师重教、追求世俗成功。如果中国维持世界20%的人口，在市场规模和人才数量上保持绝对优势，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的技术乃至科学将快速进步，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中国的经济地位。再加上恢复民族自信心，在全球经济达到均衡之后，依靠加速规模和聚集效应，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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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务：李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