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兰战争,是英国为原则而战

01-03 生活常识 投稿:清风饮露
福克兰战争,是英国为原则而战

导读

虽然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嘲讽说此次战争是“两个秃子争夺一把梳子”,但事实上英国是为原则而战,不是仅仅为了南大西洋几个怪石嶙峋的小岛。

本文是我为纪念福克兰群岛战争35周年而写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也是总结部分。(第一部分见《一场历史上最怪异的战争》)在本文中,我将集中阐释此次战争涉及的原则,以及睿智而激励人心的领导力发挥的作用。


1982年4月3日(星期六),伦敦,下议院的紧急辩论期间,反对党(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强调指出,联合国是英国开战的主要合法性来源。“我们应当借助联合国的权威来行动,”富特说,“实际上我们也只能凭借它的权威来行动。”爱尔兰阿尔斯特统一党议员和渊博的托利党政治哲学家伊诺克·鲍威尔不同意。他指出,英国“天经地义”地有权保护生活在福克兰群岛的女王臣民,这种“天经地义”的权利“早在人们构想联合国之前就存在了”。


对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来说,当时的外交局面十分有利: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属于亲英派;阿根廷的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遭到中国和苏联的反对;阿根廷显然是无端地悍然侵略福克兰群岛;再加上英国外交部当时拥有一些卓越的专业人士,他们作了姿态强硬的外交谈判。于是联合国通过了502号决议,要求阿根廷“立刻无条件撤军”。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蒙受的耻辱,以及国防部对在遥远的福克兰群岛(距离英国8000英里之遥)作战的担忧,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影响甚微,但对她的国防大臣约翰·诺特有不小影响。对撒切尔影响很大的,是鲍威尔在4月3日辩论中的一句话。鲍威尔提到了“铁娘子”这个绰号(是俄罗斯人给她取的),说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撒切尔本人和全世界都“会知道她究竟是用什么金属做成的”。阿根廷独裁者加尔铁里将军严重低估了撒切尔夫人。她在整个危机期间都表现出了突出的决心和坚定不移的领导力。


尽管诺特对皇家海军首脑亨利·利奇爵士/将军的决定(在南大西洋对阿根廷作战)犹豫不决、颇有顾虑,还是授权利奇将军筹备后来所谓的“福克兰特遣队”。该特遣队后来驶向南方的行动代号“共同作战”很不起眼。(今天,出于公共关系的考虑,军事行动的代号都必须是充满英雄气概的、振奋精神的词语,如“沙漠之剑行动”或“恢复希望行动”。但过去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行动代号往往比较朴素,如火柴盒行动、镖靶行动、假发行动、爱斯基摩人行动、市场花园行动。不过,不管从什么标准看,“共同作战”都太沉闷了。)


“英国派遣核潜艇和配有先进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海鹞战斗机冲向南大西洋;英国的战争努力险些被低空飞行的飞鱼空对舰导弹破坏,”福克兰战争的官方史官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写道,“但争夺福克兰群岛的最后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老式的作战手段。”福克兰战争的很多方面都显得老式;战争的根源动机就很老式,可以追溯到17世纪;这场战争是为了主权和“牢牢守住我们已经占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主义和理想。争夺的实际领土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威望、荣誉和英国的未来(如果英国没有至少尝试解救女王臣民的话,英国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国家”)。这场战争大部分是由皇家海军执行,所以带有很多旧式色彩。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26年之后,帝国终于开始反击。


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

因为特遣队需要的部分舰船不得不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训练海域赶往战区,并且为了夺回外交与战略主动权需要抓紧时间,所以配有核弹头的深水炸弹是由“光辉”号和“阔剑”号运往南大西洋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核弹头深水炸弹从这两艘护卫舰转移到了两艘航空母舰上,而这两艘航母自己也携带了核弹头深水炸弹。英国从来就没有打算使用核武器,而皇家海军的保密工作极好,以至于23年后(2005年)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出版他的佳作两卷本《福克兰战争官方历史》的时候,公众才得知当年英军携带了核武器。


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和五角大楼的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魏因贝格尔对英国特遣队也提供了大力支持,不过两国当时没有对此大肆宣扬。智利与阿根廷的关系很差,但不想公开自己帮助英国反对邻国的情形;而有些美国高官,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影响很大的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担心福克兰群岛争端会破坏美国在拉美的外交使命。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试图通过“穿梭外交”来促成冲突解决。这就产生了令外交语言爱好者会心一笑的复杂暧昧的美国对英政策声明:“美国没有接受这些请求,因为它们超出了以双边协定为基础的通常合作模式的范围。”也不知道这话究竟是什么有意思。


从弗里德曼的官方史书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静悄悄地为英国提供了价值无量的后勤、武器、情报与卫星支持。尤其是,卡斯帕·魏因贝格尔私下里说,他“认为,如果英国人要发动反击并尝试收复群岛,我们毫无疑问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于是我给国防部下了指示,英国业已提出的对军事装备的需求,我们应当立即满足;如果英国人要求提供其他装备或其他形式的帮助,除了我们自己不参加军事行动之外,我们都应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立即满足。我知道,对他们即将执行的特别困难的行动来说,时间至关重要”。


“英国人不希望别人以为,没有美国的帮助‘共同作战’行动就搞不成,”弗里德曼的结论是,“但有了美国的帮助,英国的行动就能更快速、更有效,并且尽可能早地结束冲突。”尽管诺特告诉报界,“目前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但他写信给魏因贝格尔说,假如冲突拖得很久,英国希望从美国那里购买或租借大量装备。在短期内,他请求美国提供2套方阵火炮系统和300枚AIM 9L 响尾蛇导弹。九天之内,第一批100枚导弹就送到了阿森松岛,火炮系统也送到了“卓越”号航母上。


“卓越”号航母

“5月,英国共购买了价值约1.2亿美金的美国军事装备,美国人迅速提供了这些装备(往往在接到订单的24小时之内就交货),并且常常动用了原定用于美军行动的存货。”弗里德曼记载道。这些装备包括4700吨机场跑道预制铺垫(用于在斯坦利港建设机场)、供火神式轰炸机使用的百舌鸟导弹、直升机发动机、供海王直升机使用的潜艇侦测装置、毒刺地对空导弹,以及大量弹药。“从本次冲突的开端,”官方史官总结道,“卡斯帕·魏因贝格尔就大力支持英国人,几乎完全不理睬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奉行的不偏不倚的微妙路线。”任何人若是在援助英国人的时候有耽搁或阻挠,就会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五角大楼最令人生畏的一位国防部长的怒火。


在冲突早期,英国人宣布在群岛周围设立方圆200海里的禁区,禁止阿根廷船只驶入禁区。1982 年5月2日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并导致321名阿根廷人死亡的事件之所以在英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部分原因是该新闻传播的方式十分混乱。如果当时就明确表达,英国潜艇“征服者”号击沉敌舰的时候敌舰位于禁区之外并且正驶离福克兰群岛而不是接近它,但海军将领桑迪·伍德沃德仍然认定它对英国人的生命构成了威胁,那么该事件就不会引起那么大争议了,毕竟英国人民非常支持这场战争。(弗里德曼明确表示,该舰被击沉,是因为皇家海军认定它是一个威胁,而不是为了破坏当时正在推进的秘鲁与美国的和谈,这只不过是个阴谋论。)


桑迪·伍德沃德(Sandy Woodward,1932—2013),英国海军上将

格林尼治时间1982年5月2日11点45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战时内阁全票一致决定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之时,该舰已经改变航向,驶向伯德伍德暗沙的浅水区。该浅水区跨越了群岛以南的禁区,在那里英国潜艇“征服者”号很可能会跟丢目标。于是他们改变了交战规则,授权海军击沉该敌舰。当时的副首相威廉·怀特劳描述了战时内阁作出的击沉该舰的决定,说这是他从政生涯里作得最轻松的决定之一。弗里德曼就此事件写道:“特别能让人下决心的一个问题是,‘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当是尚在可以击沉的区域之内,军方请求将其击沉,而如果政治家拒绝了军方的请求,结果‘贝尔格拉诺将军’号逃脱并击沉一艘英国航母,导致成百上千人伤亡的话,政治家该如何为自己辩解。”


“征服者”号直到格林尼治时间17点10分才接收到新的交战规则,此时“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再次改变航向。在这个时刻,只有伍德沃德能裁决是否要击沉它。因为该舰在过去十九个小时里已经三次大幅度改变航向,英国人无法确信它不会第四次转向并驶向伯德伍德暗沙。它于格林尼治时间18点57分被击沉时距离伯德伍德暗沙仍然很近,对英国人构成威胁。后来的事实证明,伍德沃德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下令击沉了“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就迫使阿根廷舰队在冲突的余下时间都停在港口、不敢冒险出来在开阔海域与英国皇家海军交锋。这无疑挽救了双方成百上千人的性命。


在福克兰战争的海陆作战中,双方都表现出了莫大的勇气,都有巨大牺牲。在圣卡洛斯湾、 费茨罗伊与布拉夫海湾攻击正在登陆的英军的阿根廷天鹰式攻击机飞行员也非常勇敢。在本次战争有253名英军和649名阿根廷军人丧生。虽然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嘲讽说此次战争是“两个秃子争夺一把梳子”,但事实上英国是为原则而战,不是仅仅为了南大西洋几个怪石嶙峋的小岛。英国在此次战争中的胜利很快导致阿根廷加尔铁里政权倒台,这场从其他方面看并无必要的战争毕竟有了这个幸运的副产品。


1982年,英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若是由布鲁塞尔的欧盟而不是英国战时内阁来决定,那么福克兰群岛今天说不定就不是英国领土了。


假如当年是欧盟来决定,即便英国能克服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亲阿根廷倾向,也会发生耽搁拖延、为了财政而争吵,并且欧盟不可避免地会要求和平解决,那么英国就没有希望快速地从法西斯独裁政权手里解放群岛。英国还需要努力说服欧盟其他国家去接受战争的庞大开销,这会对欧元的兑换率产生负面影响。但脱欧之后,英国就能自由地、妥当地保护自己在海外的公民。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9年说:“在我一生中,我国的所有麻烦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解决方案都来自英语国家,他们为未来保存了合乎法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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